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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是准予，准予在这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肯定性的准许，应该包括否定性的不予准许。

加入WTO的机会史无前例地向我们明确提出了非管制化，如何划定权力的边界和限度呢？我们历来只作实用主义的判断，何曾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立场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认真对待效率，更要认真地对待权利和自由。诚然，逻辑上作如此截然区分行得通，但在实际生活中就永远是个难题，因为前一个公法人格必须借助后一个自然生命才具有真实性，而人之为人，是一个自利的动物。

因此，虽然本文意在以法学思维方式分析腐败，但对腐败观念的完整界定无法在法律中寻求解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部的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或者集体，甚至连自己的人力资源也不属于自己，个人作为劳动力供应者被分配某个职业角色，按照角色定位投入劳动，回过头来在最后的产出中被分配一个固定的份额。政府所创造的财富形式有：收入和福利。正因为这两种力量的连续不断的存在，因此，作为君主国的英国才成了世界宪政的母国。我想强调，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只有平等，没有严格的财产权制度，那么结果就是多数人对于少数富有者的剥夺和暴政。

2、现代的机关组织原则上把办公室和私人住所分开，把职务上的财物同私人财产分开，个人不能把职位占为己有。那么执政党是否会腐败呢? 据信原则上不会, 因为它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15]但总体上，此时的英国法治开始展现出司法国家的法治形象。

[40]--------------------------------------------------------------------------------[1]西方国家的法制变革一般开始于19世纪末期，急剧发展于20世纪前期和中期，特别是二战以后，最晚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15]1977年的改革使得公民可以在一个审查请求中寻求一种或者多种已经确立的特权救济途径。该理论主张将政府的行为区分为权力行为和管理行为，前者受行政法调整，后者受私法的调整。显然，德国的公法理论也与其法治形象相互影响。

[7]此时的行政法治并不消除法院在行政过程中的作用，只是重申少数行政机关如管制委员会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但其国家法治形象却趋于模糊化。20世纪初，在英国19世纪宪法改革的作用下，英国的现代行政国家开始形成，以应对经济弊病和提供社会福利。

绿灯理论并不反对对行政权的控制，但更寄希望于政治程序，倾向于政府模式。由于公法建设与国家权力的直接关联性，它与国家法治形象的互动性则更是如此。2.英国英国社会转型时期最为剧烈的行政法治变革始于20世纪初，其法治形象经历了自议会至上国家向行政国家、再向司法国家的转变。[23]这些活动无法用公共权力的行使来解释，而必须认定为是一种公共事业，是一种为满足公众需要的，由国家组织的、固定、持续地向公众提供的服务[24]，由此开始展现出公共服务国家的形象。

相随而行、相互呼应并相互推进的是其法治理论的变迁。[25]然而，与之相随的是，法律普遍原理（Principles generaux du droit）在行政法案例中被运用，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24]【法】莫里斯·奥里乌著：《行政法与公法精要》上册，龚觅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第一种理论基于对行政机关解决问题能力的充分信任，认为行政国家兴起使得普通法院无力解决的工业污染、市场失败等问题得到解决，它解释了经济规制权力的产生。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其主要的法治理论实质上是回归到参与式民主理论，强烈要求有些行政领域行政人员的民选产生。在这一阶段，公法的使命在于提供公共服务，所以政府仍然是行政法治建设的主导力量。

在行政国家阶段，其主要的公法理论是以詹宁斯等人的法治理论为基础的绿灯论。（See Elisabeth Zoller, Introduction to Public Law: A Comparative Study, Danvers: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8, P.127. ）[16]See Elisabeth Zoller, Introduction to Public Law: A Comparative Study, Danvers: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8, P.127.[17]何海波著：《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这一阶段，行政法院对于行政机关司法审查的控制机制逐步建立，并随着1960年《行政法院法》的颁布而真正发挥实效。[20]在司法国家阶段，其主要的公法理论是以韦德等法治观为基础的红灯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欧盟法对于英国国内法的冲击加剧，特别是1988年英国接受欧盟的《人权法案》后，引发了行政法治的又一次革命。美国扩大行政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失灵，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执行主体大致包括国家、社会和个人，立法、行政和司法，中央、地方和自治组织等。而1960年的《行政法院法》，更是进一步完善了德国行政法院体制，至此，德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才真正发挥实效。

[39]三则，国家法治形象与行政法治的互动是一种双向的、循环的互动模式。就法治发展阶段而言，英美所谓的行政国家基本等同于法国的公共服务国家和德国的福利国家。

而具有政治回应性的立法机关，最适合在政策的偏好之间作出选择，应当成为法治建设的主导力量。[8]See Reuel E.Schiller, Enlarging the Administrative Polity: Administrative Law and the Changing Definition of Pluralism,1945-1970, 53 Vand.L.Rev.1389. [9]Peter H. Schuck, Found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1.[10]Peter H. Schuck, Found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1. Reuel E.Schiller, Enlarging the Administrative Polity: Administrative Law and the Changing Definition of Pluralism,1945-1970, 53 Vand.L.Rev.1389.[11]【美】理查德·B. 斯图尔特著：《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页。

这种法治变革必定打破原本的国家法治形象，而重新塑造出全新的形象。[32]在社会法治国家阶段，更加突出了社会法治国理论的指引作用，并在其中加入了实质法治的思想。

[21]3.法国法国行政法治的急剧变革始于19世纪后期，其法治形象经历了从公共权力国家向公共服务国家、再向实质法治国家转变。第二种理论认为行政机构通过扩大政策制订中的公民参与而丰富其公民性，更好的实现更多的社会实质目标，它解释了福利规制权力的产生。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于1873年的布朗戈案件接受了公务学说，使得教育、卫生、交通等公用事业被解释为属于国家提供公务的职能，这类活动应当接受行政法院的司法审查。之后，德国的国家行政主要为《基本法》第20条和第28条所确认的社会国家原则所指引，以社会任务为主要内容，在给付活动和社会塑造活动中表现遵守权利的界限和约束，开始呈现出社会法治国家的法治形象。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70页。[31]这些立法对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补偿制度作了具体而系统的规定，全面展示了福利国家的法治形象，即行政国家。

只有满足了这个要件，行政法才可能承担保障人权的使命，对行政权的行使进行规范和控制，即行政法治的出现。既植根于各国的传统和国情，又遵循了基本的法治规律。

因此，没有现代宪政国家的建构，也就不可能存在国家法治形象与行政法治之间的互动。[28]70年代以后，法国行政法院对于法律普遍原理的司法实践活动使得其实质法治国家的形象又开始清晰起来。

尽管存在多样化的法治形象，但是任何一种法治形象的塑造都包含了国家任务的统筹、法治建设力量的选择、公法机制的构建等方面的内容。但是，此时的王权游离于这种公法控制之外，体现为一种特权（Prerogative）。而法国公法理论所塑造并向其法治建设者所推销的公共权力国家和公共服务国家，德国公法理论与公法实践共同主张的福利国家和社会法治国家则基本上是从行政权的使命角度所作的准确表达。如施瓦茨公开谴责司法的消极，并且呼吁对行政程序法进行修订，修订案应当作为委托立法从而增加对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创设特别行政法院专门承担这些任务。

英国上议院该案中确认议会于1988年的《商船法》抵触欧盟法，并宣布不适用该法的相关条款。如1951年的《解雇保护法》、1953年的《严重伤残法》、1957年的《农民养老救济法》，1968年的《全体雇员的保险义务》和1975年颁布的《社会法典》。

因此，公法的使命就在于提供这种被照顾的社会福利，具体方式为大量的行政立法和行政给付，因此行政机关是法治建设的主导力量。该理论主张，政府应当通过对那些能够代表所有美国人利益的利益团体之间的争论作出回应而形成公共政策。

）[2]美国历史上似乎存在某种改革的传统，一直变动不居，生生不息。20世纪80年代后越权无效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和欧盟《人权法案》的影响使得司法国家形象更加凸显，却又使得形式法治主义与实质法治主义理念在一个个司法判例中不断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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